"在日本，学者们认为，近百年来变化最激烈、内容最丰富的侵权行为法，其骨架是由大审院（最高裁）的判例组成的。

第四，解读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从法律与政治的方面来看，有两个层面需要注意。不仅如此，其判决书还确立了许多法律原则、法律规则及推理技巧，就此而言，我国的司法仍有许多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

其实，理论与实际存在反差、存在不吻合，才是常态，而完全符合理论的实践是不存在的，是非常态，这是因为理论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带有人的主观色彩，这种无论是群体亦或个体的主观性要通行全社会是不可能的。第三，原理性的问题和答案与现实的状况、实际的表现存在巨大的反差、不完全吻合，往往让人措手不及、倍感焦虑。其二，需关注案件的审理如何受政治的影响。其一，法官与法治是需要分开看的。作为学者，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努力研究好理论，至于成果是否被接纳，这是一个复杂且不确定性极强的思辨过程和实践过程。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决书确立了很多政治及法律原则，美国司法在美国历史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相关研究已具有一定成果，甚至可以说成果颇丰，但基于法律与政治概念本身的特殊性而言，其具有相当宽泛的内涵，并不能一锤定音，或狭义地下定义。【作者简介】 马登科，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

通过率是被人为控制，并不能通过将法学教育变成了法律职业培训就能提高。【摘要】司法考试报考资格拓宽至在校本科生，给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但仍应定位为法律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双重属性，而教育方案上，应当将绝大多数法学主干课程提前至大四之前，精简必修课和限选课，增加通识课等任选课，提高实践课的比重，增设专门法学方法课程，扩大课堂信息量，推行案例教学和双师同堂教育，并配备一支既懂理论、又通实务的高素质的综合性教师队伍。再次，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师资培训制度，按计划、有目的地培训中青年法学教师，对参加培训的中青年教师要颁发相应证书，并将培训情况记人教师业务档案，作为聘任岗位职务的重要依据。在法学学科或法学院中弃学科教育而主要进行通才式的素质教育，是有违现代大学教育必须进行学科分工的总体方向的。

通识课和选修课可以涵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2007年，西南政法大学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8}及重庆市检察院{9}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学校派出近二十名青年教师到重庆市各级法院和各级检察院进行挂职锻炼，已取得良好效果。

司法考试报考资格已不限于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还包括在读的大四本科生，其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具体影响如何？我们的法学本科教育在性质定位、培养方案等制度构建上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这些都是应该关注的问题。在法律诊所或者模拟法庭中，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全过程跟踪处理案件，积极参与案件的审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90%以上的淘汰率决定着绝大多数法学院内的毕业生不能从事法律职业从基本问题意识、 思路、方法上进行反思, 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历史比较;法律理论;中西;微观实践 本文相关附件下载： PDF下载+历史比较的某些问题 进入 刘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历史比较 法律理论 中西 微观实践 。注重 世界流通、 中国视角、 法学家与法律家的角色关系 、 具体法律实践 , 是推进近现代中西法律理论的历史比较的新路径, 而且, 对于今天的中西法律理论的相互关系, 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摘要:以往学术中的近现代中西法律理论的历史比较, 存在着某些缺陷摘要:冤案研究应从日常司法的关于是否存在冤案的对立认识入手,而非公认冤案。

卡夫卡《审判》是展开这些探讨的极佳素材。关键词:冤案;司法活动;法律与文学;社会责任;司法公信 本文相关附件下载： PDF下载+冤案与司法活动 进入 刘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冤案 司法活动 法律与文学 社会责任 司法公信 。

而发生对立认识时,基于角色担当和功能作用的理由,应主要支持司法活动。社会公众及个人,在冤案对立认识及日常活动中,也有自己的行动责任

见R.Pound,"TheTheoryofJudicialDecision,"36HarvardLawReview(1923),p.641。立法意图论的赞同者意识到，由于时过境迁，制定法的原有意图（如果存在的话）可能会与现实的"公正"境遇发生矛盾或冲突，但他们同样以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解释者的目标仍是"在制定法所运用的语词中寻找立法机关的意图"⒄。在这些价值理念和语汇背后的知识状态，表现为对法律观念的一种宽松理解，即对已有的法律话语筑造的学科意念表达了重塑的企盼。目前的问题也是：如何解释法律本文以认定这类借贷行为的有效或无效。第三，在法律语境中，作者和听者有时不能处于政治上正当的相对位置。（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360页）。

①转自LegalTheoryAndCommonLaw,ed.W.Twining,Oxford:BasilBlackwellLtd.,1986,p.115. ②在本文中，法律解释一词是在一般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上使用的，并不限于通常的分析法理学在制度政治学意义上的界说。精英话语中的解释机制一般是以"探究法律实际是什么"来表现的。

而在中国，先秦荀况在人与法的关系上，已经提醒人们注意"人"之重要。大众对法律职业化的专业知识只能是毫无所知(76)。

然而，在西方，大规模的法律文本化运动，并未能够避免法律的解释问题。这些阶层和群体表现了对利益需求的不同理解和期待，表现了对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不同设想和预期。

前者涉及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后者涉及法律解释的本体论。○⒂《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6页。传统法律话语尤为强调统治阶层的政治对法律和官员的操纵与监控，并不默许法律与官员的自治性发展，"放任"后者成为科层化的意识形态和职业。此外，法律本文解释过程中的意图挖掘，不同于日常对话过程中的意图问寻，在前者中，不存在像在后者中可以展开的不断交往的反复问答。

⑩是指有资格成为法律作者的授权者，只是由于时间差异和地域位置的变换未能成为这样的授权者。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中，三个要素首先应当给予关注：其一，中国的法律及法律科层在自身现代化的发展中，始终难以获得传统文化中政治这一"他者"自上而下的疏离与"放任"。

"⒇这意味着，在前述"房屋合建"、"相互借贷"和"安乐死"的法律实践问题中，法律读者实际上难以从有关文本中分析作为整体的法律作者的意图。换言之，以法律文本作为起点的这种法律解释结论通常以法律的内在价值作为最终目标。

因为，在立法的过程中，对于"土地管理"、"金融管理"和"故意杀人定性"等问题，具体立法成员会有不同的心理活动和意识。不难理解，在意图论至少存在上述困难的情况下，为何有论者会主张读者决定论。

当有人提出反对"房屋合建"、"相互借贷"和"安乐死"的充分理由时，有人同样可以提出赞同的充分理由。也有论者主张本文决定论。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各个方面的迅速变革已使人们有时难以断定何者需要应是优先的，何者价值应是排他的，在并不存在明确的法律准则的情况下，各种需要价值将会显示自身更为强烈的存在诉求和理由。"正是司法机关所表述的才是何为法律的最后语言"(25)。

但是，应当注意，在法律科层中精英话语的"操纵"毕竟是中心化的主流态势(61)。在这些问题中，便可发现不同需要价值的自我主张和理由展示。

而社会责任问题也间接地与民主概念有着密切联系。而对"安乐死"，则应分析"故意杀人"、"社会危害性"的含义，从而从中分析理解法律作者相关的愿望或要求。

规定社会条件的，只能是那些组成社会的人。这与西方启蒙现代性法律话语怂恿支持法律的独立化与官员的科层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